人民不会忘记:二十七年前 你还记得吗?

人民不会忘记:二十七年前 你还记得吗?

二十七年前,六四后一个月,香港六十四个记者合着了一本《人民不会忘记》。当时,人们都相信,那些让人痛心疾首的场面,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可是,永誌不忘是否说得太容易?二十七年,太阳照常升起与落下几乎一万次,在生活几经艰辛重回正轨后,营营役役其实磨灭了多少记忆?

今天,六四纪念前六天,我们访问了几个曾经历六四那段日子的人。虽然日子远去,细节逐渐淡忘,记起的频率或许减少,但关于六四的记忆,依旧深刻。人民始终无法忘记。而说忘记的,又有多少其实是不敢不忘而已?

■问﹕

1. 今天是5月29日、六四前六天,你记得当年今日你在做什幺吗?

2. 这幺多年来,什幺时候会让你记起六四?

■答﹕

程翔:记得民众挡军车

1. 要準确地说六天前发生什幺事,就很难了,隔了这幺多年,除非你找找旧报纸,告诉我当年发生什幺事,我或许可以记番起。我当年四月初已到了北京,当时是为了採访台湾财政部长到内地,那是两岸多年来首次有官员踏足北京,是件大事,不过到埗后不久,就被胡耀邦的新闻盖过晒了。六四前几天,我大致是记得曾在五棵松看过民众挡军车。

2. 这幺多年,偶尔见到旧朋友、谈起往事,就会想起当年的事。比往时没那幺频密了,但记起时,印象还是很深刻。在烛光晚会,就会想起当时的种种。

谢志峰:太深刻 记忆仍浓

1. 其实真係唔记得。那时在北京採访,日日採访,好易混淆,你看《人民不会忘记》吧,我有写的。

2. 好多学校都有关係,城大有民主女神像,港大有国殇之柱,中大也有个民主女神像,每次行过都会记得;经过旧新华社、即现在改建成酒店的那地方,也会记起;经过维园大球场,也会记起。每年五月、六月,好多人邀请我去演讲,更加会记起当时的事,听到天安门母亲、许家屯,也会记得。

对我来说,这幺多年来,没太大分别,因为太深刻了,淡忘总会慢慢来,但记忆仍然是那幺浓,只是重点或许不同了,现在有时会怨,为什幺咁多年都仲係咁,过了二十年真係开始「忟」。

郑耀棠:係咁先啦

1. 唔记得喇,咁耐以前嘅事。都係啦,隐隐约约啦。

2. 无乜特别啩?係咁先啦。

叶刘淑仪:睇住电视 同情学生

1. 我记得我嗰时大住肚,因为是头三个月,胎未稳,而且我是高龄产妇,当时已是三十八、九岁,所以医生叫我在家休息。

2. 维园的烛光晚会。当时我在家无乜出街,晚晚睇电视,睇学生运动。当时同香港人一样好同情啲学生。

周永康:难忘老师哭着分享

1. 未出生。第一个最深刻的印象,是中学历史老师在学校礼堂对着成千学生,分享他的香港八九六四故事,泣不成声。隔离年纪相若的中史老师拍拍他肩头。

2. 港大太古桥六四标语、港大国殇之柱、六四维园烛光、香港传媒四、五、六月的八九专题报导、看到播放中的《天安门》电影、天安门母亲状况报道、书店的八九民运书籍、国务院前年颁布的治港白皮书、本地六四悼念、讨论会、得悉大陆维权人士被打压中的抗争、中方官员点评香港事务、海外民运人士闯关回家失败的新闻。

尤维洁:官方定时让我们想起

1. 五月二十九日嘛,我在家裏头,什幺都没做,我已记不清楚了。但我记得有一天,骑车在街上,北京突然天上黑云从没那幺黑,我对这云记得特别深,后来就下雨,但我记不起是哪一天,当时是预感不太好,有什幺事情要发生了,那幺浓的乌云,第一次见到。那天感觉真的是末日了。那时候的学生,在街上游行,在天安门广场,我不是每天都去,有时间才会去看一看。我只是一个巿民,看电视看着事情,当时马路上没交警,但是交通事故、各方面不安全的因素,都很少,当时社会的秩序还比较好。但时间过得太长了,人也不在现场。

六月三号,当时我儿子还小,接回来后,我们一家三口在家裏吃饭,我睡觉的时候已经挺晚了,十一点吧,先生比我早睡,吃饭不久就睡觉了。所以我睡的时候,比较晚。大概是一点,外面有枪声,他醒了,那时我什幺没听见,他告诉我快起来快起来要出事了。

2. 这是什幺意思呢,每一年六四,我都不会忘记,因为我家裏人,我的先生被打死了,在一点多离开家后,在南池子被军人开枪打伤了,六号早上八点左右去世了。我是六月四日早上收到通知,把孩子安排好,一路上我看到的一辈子也忘不了,马路上路障、路墩,回家的路上,军人爬在地上监视。我们有一个天安门母亲团体,先生在万安公墓,不用我们想起,实际是官方让我们想起,官方、警察会上门,要给我们提醒一下,反正他们会过来,二十七年了,什幺时候找我们?两会、清明,然后就是六四。

陈清华:

已与记忆连结一起 无法分开

1. 若你说这一个时间,我应该刚刚进入天安门,下午是「民主歌声献中华」,我在那儿做纠察,当日稍后我就随学联飞往北京,晚上九至十时抵达天安门。翌日,我们与当地学生游行了,晚上开了一次会。至于五月二十九日,晚上我们再开会,开会是怎样呢,大约二十人围着坐,后面就站着过百人,当时的情况是,广场上学生已不多,不少已回家了,所以广场的状态是有点失去方向,广场上来自各地的学生也开始质疑,为什幺要以北京学生为领袖,所以他们每天都开会商讨运动何去何从。他们有时也问我们香港学生意见,但我们只能从我们所知的、我们的角度表达意见,最终的抉择还是在于他们。除了开会,我们香港学生主要在广场上做支援工作,例如收集物资。

2. 对我来说,不是记不记得的问题了,记忆已与情绪结合一起,无法分开。我不是领袖,当时比较多的时间都在外围与学生一起。后来出事的时候,我被分派到救伤站,或者应叫做死伤分流站,那些伤者,大多是从天门外的街道送来,医院在不远处,但都先到救伤站分流,我一直在那儿,由六月三日晚上九时至翌日下午三时,伤者最多的时间,是晚上十一时至四时,然后是下午一时至二时。在救伤站,还可以自欺欺人,因为太黑了,别人叫你搬就搬、抬就抬,那样还好,离开救伤站后,我到了医院帮忙,医院灯火通明,血淋淋的伤者满目皆是,视线想避也避不开,逼住你望见。我们学联筹了钱,在医院怕这些学生被秋后算帐,于是分头跟他们谈,想给钱他们离开,但他们不是想要钱,他们好嬲,满腔义愤,每一个故事都太真实太震撼。我想,这跟记者感受的不同,我们真的是用手去摸去抬,有肉体上的接触,这种记忆与你连结在一起,无法分开。回港后,有一段时间,我会在睡梦中扎醒大叫,几年后,好了一点,但有时站在街上,没有什幺景物勾起记忆,但就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天安门一样。

整理﹕陈嘉文

编辑﹕王翠丽